五道口金融先锋
五道口金融先锋
五道口金融先锋：10个不安分者在20年变迁史的创举 10个不安分的“金融创业者”在20年金融变迁史上的创举，以及他们的命运 他们曾经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金融创新，尤其需要他们身上的那种金融企业家气度 “平静的表面下，一场变革正在酝酿之中。新生代银行家们出现了，他们在商业学校里接受了教育，把获取净利作为思考的所在。新思维派的精神中心是……，在那里受过教育的人们撒向全国各地，纷纷占据了其他银行的首要职位。新的金融工具被引入了，一些银行开始更加积极地运用它们的资本……” 这是乔治·索罗斯在他著名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描述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界变革的一段话。这段文字，多么像是在描写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的一所学院和它的首批62个毕业生啊！ 1982年的3月和9月，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偏居京城一隅的北京五道口，先后迎来18个和22个学生，在五道口历史上，他们分别按年份，被称为81级和82级，但事实上同在一年入校，几乎分辨不出谁和谁不是同班同学。次年，又一批22个学生入校。这一共62个学生，成为五道口的“老三届”。 这62个学生在毕业后大多进入正处在大变革前夕的中国金融界，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他们这一群不安分的青年，在按部就班的中国金融领域搅起了一波波创新实践浪潮。他们发起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深圳、海南、北海、香港，哪里最火热，哪里就一定有他们最活跃的身影。今天中国的金融产业的格局与版图，留下了他们的诸多拓展印记。 20年后，《中国企业家》决心寻找这62人。我们相信，今天中国金融领域又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前夕，更需要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那种金融企业家气质。然而，出乎意料和令人遗憾的是，这62人中的大多数，已离开他们当年创建的事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经历一次次的赋闲）；许多人甚至销声匿迹，即便发动同学、师长，也无从找寻—他们早已退出金融业的主流，甚至，彻底退出了这个“江湖”，过起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最终，我们只找到了其中不多的几位，又根据校友们对记忆的整理，记录下了这10个人。 五道口 “五道口”是金融圈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俗称。这是一个多少有点神秘的机构，在金融界大名鼎鼎，圈外很多人对它的正式名字、是不是一所大学，都弄不太清楚。 1980年，刘鸿儒以常务副行长身份参与完成恢复农业银行的工作，回到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分管银行改革。那时，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相继恢复、独立出来，建立横向的金融市场的方向也渐渐明朗。 “当时，整个金融系统干部面对很被动的局面，思想还局限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知道要改革，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我们的大学，用的也都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材，五十年代从苏联搬过来，没有大的改变。这种环境下，要推进金融业改革，必须培养一支既懂得市场经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队伍。”不可能直接推动大学的改革为金融系统培养干部，刘鸿儒和他的同事们就想到建一个研究生院。把这个想法报给人行党组，当时的书记李葆华（李大钊之子）很支持。 1981年9月，研究生院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几栋简陋的小楼里，正式成立。以后，“五道口”这个简洁而又像暗语一样的称呼赢得了所有与它有关的人的喜爱，就渐渐地代替了它的标准名称了。 研究生院一成立，就碰到一个争论。 国家教委提出一个要求：必须有自己的教师队伍。但是，创办者养不起一支独立的教师队伍，也不想这么干。他们的想法有点“建制外”：聘请大学及国外名牌教授，搞杂交优势，不象其他高校教师近亲繁殖。有点类似现在的商学院，但在80年代的教育界非常“异类”。 于是，五道口就聚集了中国金融界当时所能拿出来的几乎全部精华，其中既包括备受尊敬的学界前辈如陈岱孙、金融学术界泰斗黄达、当时最著名的市场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包括像刘鸿儒自己以及人行各司的司长，当然，还有人总行金融研究所自己的研究员们。从1984年（级）起，开始聘请外籍教师，到 1985年达到高峰，请了90多人。外籍教师分为两种，一种是定期专程来上课，另外一种是趁来华开会、考察的机会，请到五道口做演讲。在整个80年代，一批国际金融大师在这个简陋的学校，向未来中国的金融创新者们介绍当时金融领域的最新潮流。“他们去的时候很兴奋，没有想到中国（金融）人才已迈入市场经济了。”刘鸿儒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点兴奋。 课程的设置，也有点“反建制”。“不停的改进，重新设计，请世界银行的专家改造，更贴近现实，跟上国际金融市场的潮流。”（刘鸿儒语） 五道口刚开始的“老三届” 研究生们，大部分上过山下过乡，刚刚从田间、地头、马路和车间里出来，直接从学校考进来的占少数。按道理好像他们的数学和英语应该不会太好，但其实却正好相反——五道口毕业生后来所以有机会在中国金融界翻云覆雨，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沾了人民银行的光，而是第一，他们都学习刻苦，加上有社会阅历，专业方面掌握得很好，实践上更容易沟通；第二，响应老师号召，英语和数学的底子打得结实，继续学习的前提就有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陆续拿了博士和博士后学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8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国深造，又获得了西方的视野和经验。10人中的王巍、蔡重直等人，后来反倒以“海归”著称。 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奇特的学生生活。 在三年学习期满“出师”以前，作为当时主导中国金融改革方向的人民银行总行的嫡系，他们有很多机会直接参与到当时的改革实践中去，这其中既有理论探讨的实践，也有亲自下去调研和见习的实践，一边学习，一边成为当时急需人手的中国金融改革队伍的最活跃的“掺和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们即将提到的刘渝即是其中之一）甚至得以时常进出中南海，就改革的前沿问题跟最高领导层对话。1984年，他们终于掺和出一次著名的“合肥会议”，那次深深打上五道口烙印的历史性会议，成为五道口历史上最初的、但也是永远的荣耀。 院长、教师、课程，五道口在当年，简直就是一所培养金融创新者的“反建制”学院。接下来，该它的学生们上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