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各地对人才明争暗夺，求贤若渴。此番上海的户籍新政，能否撬动中国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坚冰，并引发全国范围的连锁效应，已成为这场改革的最大看点。
自从上海市长韩正在两会上面向媒体宣布今年二月将出台人才居住证转户籍办法，在沪上一家美资公司工作的陈东升感到自己好事将近，在上海打拼了十年，陈东升第一次感到上海户口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陈东升告诉记者，自从2005年办了居住证之后，每年都会去申请一次上海户口，但都被一一驳回，每次都卡在“大专学历”和“毕业院校非211”。我每年为上海仅个人所得税就交了好几万，而且我所在行业是上海目前最需要大力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可最终却屡次卡在学历上，觉得很不是滋味。”陈东升所在的上海公司，总共200多人，有80%以上都是新上海人，其中不少人面临同样的落户问题。
户籍制约长三角发展
因户籍影响人才引进的情况在全国决不是个别现象，该问题亦是历年来各地两会始终热议却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上海，这一问题最为突出的当属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小龙告诉记者，去年年中公司曾委托零点公司调查园区内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归人才如何在沪安家的情况，结果发现人才瓶颈中落户问题首当其冲。“GE曾经引进过一位重要的水资源工程师，最后他称‘没有根的感觉’就走了……”
去年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客观分析上海拥有哪些资源时就曾说：“上海没有特别的资源，只有人才……”而韩正在不久前的张江领导小组会议上亦给张江人提要求：一定要突破人才瓶颈。
在今年上海两会之前，刘小龙几次赴京开会，其中心亦是围绕“人才”。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根据该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中国将在未来5—10年引进海外千名高端人才，俗称“千人计划”。
刘小龙说：“‘千人计划’的核心内容，即让这些人才一回国就马上给予其全部国民待遇，解决其后顾之忧。”据刘小龙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不久前的中央人才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倡地方要用活“千人计划”，强调“各地要放大”。
成立于1992年7月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园区，是浦东新区四个重点开发小区之一，亦是国家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目前，上海张江聚积着12万各类人才，其中，有9000多人属于海归派，除部分顶尖人才在引进时同时解决其户口问题之外，其他人才皆面临落户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议论说真正的人才是不在乎上海户口的，这种说法我觉得是错误的。”刘小龙表示，“户口能够让人有归属感，如果让人才始终有‘漂浮’的感觉，这种人才是不稳定的。”
指标向条件的管理突破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加工部班组长洪刚是上海4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中的一员，来沪已经第8个年头的他对即将出台的居住证转户籍政策亦充满期待，“希望新政不仅仅是让上海急需的高端人才受益，也能够向一些领域的储备人才打开大门。”
在更多人看来，上海“户籍新政”受益面应该更宽，而非紧盯高端人才。
上海黄浦区区长周伟认为：“据我所知，此番‘户籍新政’是谋求搭建一个从居住证向上海户口过渡的平台，只要符合这些‘条件’，都能拥有上海户口，是上海长久以来在户籍问题上从‘指标管理’向‘条件管理’的创新突破。”
仅以非上海生源进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办理上海市户籍为例，从2004年起实行的评分政策，申请者的各项要素累计分值高于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的“标准分”，方可办理上海市户籍，低于“标准分”者则办理人才引进《上海市居住证》。
据悉，该“标准分”由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上海市政府户籍人口机械增长调控要求确定，其中，毕业院校和受聘单位被分成三六九等，多年来惹各界争议。
而此番向“条件管理”转变，一些硬杠杠被淡化，其个人能力和对上海社会的贡献被强调。据上海有关部门知情人士介绍，新方案提出七大类条件性指标：学历;在沪就职;在沪缴纳社会保险;在沪缴纳个人所得税;外省市(海外)工作资质;特殊成就;在沪创业投资纳税。
而韩正亦在上海两会上正面回应有关新政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转为上海户籍，他需要在上海居住若干年，再譬如他在上海参加社会保险，并且依法纳税，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职称，当然还有其他条件，比如说没有不良诚信的记录和违法行为的记录，所有这些都会在公开、公正的高度透明的前提下进行运作……”
有媒体评论说，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第四次户籍松动，此次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吸引人才，或许能为众多持有上海居住证的人士及外地人才打开入沪之门。
俞正声近日亦在各种场合表示：“不解决人才引进的户口问题，就无法让这些人为上海社保作贡献。”
户籍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所有愿意获得本地户籍的国民，都可以入籍。但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都不可能一步到位。
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认为：“中国各地、城市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差异显著，而人口的流动却是从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流动，一旦发达城市全面放开户口，其城市的承载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这也正是中国户籍改革举步维艰的症结所在。
